毛泽东丰台火车站召见瞿定国
在返回北京的途中，毛泽东便指示汪东兴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等人前往丰台火车站，与他进行一番交谈。值得注意的是，自1970年至1971年，毛泽东在连续两年外出视察归来后，均选择在白昼抵达北京并在丰台站停靠，与相关人员会面。据传，此类情形在以往实属罕见。
毛泽东为何挑选李德生等数人进行私密会面？会面时讨论了哪些内容？为何选择丰台火车站作为会面地点？这些问题在李德生的脑海中萦绕，虽未能立刻找到确切的答案，但他推测这些可能与庐山会议的议题有所关联。
李德生被调至中央任职后，为了顺应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日以继夜的工作节奏，他已对自己的作息时间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就在这一天，清晨大约七点左右，李德生结束了在总政办公大楼的公务，返回家中稍作休息。不过仅睡了三四个小时，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便打破了宁静，他立即起身，按照规定的时间赶到丰台，静候毛泽东的接见。随着毛泽东的专列缓缓驶至并稳稳停下，汪东兴走下列车，引领李德生等四位同志一同登车，前往毛泽东的面前。
毛泽东安坐于沙发之上，轻抿一口香烟，烟雾缭绕间，似在沉思。待李德生等人步入室内，他立刻起身，与他们逐一握手，并示意他们落座。交谈伊始，汪东兴便始终陪伴在侧。
78岁高龄的毛泽东踏上了南巡的漫漫征途，尽管旅途艰辛，但他精神矍铄，谈笑风生。李德生等人与他坐下后，他随即开启了一段谈话。正如往常，毛泽东的言谈充满风趣与幽默。此次谈话内容广泛，所涉问题寓意深刻，令人深思。毛泽东主要回顾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经过；探讨了庐山会议的争议；并讲述了庐山会议后他实行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策略，以及华北会议等相关事宜。其核心意图在于提升大家对庐山会议所引发的斗争的认识。
毛泽东此番谈话的要义，与中共中央于1972年3月17日转发之《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在根本精神上相吻合，且诸多细节亦如出一辙。李德生有幸亲耳聆听此次谈话，深受启迪，记忆犹新。为了便于后世了解并汲取党的宝贵历史经验，李德生认为有必要详尽地回顾并分享他亲身经历的谈话内容及其相关事宜。
在交谈伊始，毛泽东便关切地询问了李德关于近期访问阿尔巴尼亚及罗马尼亚的见闻，并探询了他们对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的看法。
继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他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表达意愿，欲派遣代表就中美关系进行洽谈。对此，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与美作家、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会晤时透露，我国当前政策之一是不允许美国人访华，外交部需对此进行研究。他强调，无论是左翼、中翼还是右翼，都应邀请来华。至于右翼人士，如尼克松，作为垄断资本家的代表，当然应该欢迎其来访，因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与尼克松对话，而中派、左派无法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还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来，他愿意与之交流，不论是否达成一致，甚至愿意以争吵或和平的方式交流，无论其是以旅行者身份还是总统身份前来，都无妨。毛泽东甚至提出，斯诺可以将周恩来与斯诺的对话内容对外公布。随后，斯诺在美国、意大利的出版物上发表了相关内容，毛泽东愿意与尼克松总统会晤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球，成为各大报纸、通讯社的热门新闻。尼克松随即召开记者招待会，表达了他希望以某种身份访问中国大陆的愿望，但具体身份尚未确定。美国国务院也宣布，美国政府一直希望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打破了两国外交长期的僵局。7月15日，双方发布了震惊全球的尼克松总统访华公告。邀请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向灵活务实转变的重要一步，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
然而，那时的阿尔巴尼亚在内政与外交上均沿袭旧有的模式，对于我们与美国的互动显得颇为困惑，甚至频繁发出批评。八月初，霍查以阿尔巴尼亚党中央的名义，致信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封长信详尽地阐述了阿党的立场，并质询为何在这样重大的事宜上未事先与他进行商讨。毛泽东当时曾表示，若与他商议，事情便难以成行。
“他们自认为是左翼，而我们则被视为右翼。”此言一出，在场众人亦纷纷随之会心而笑。
继而，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的反应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明确指出，阿尔巴尼亚方面存有顾虑。他们担忧美国从亚洲撤军后，可能会加剧对他们的压力，因而希望我国能够牵制住美国。然而，事实上，美国人口仅有两亿，难以承受在越南的持续伤亡，因此不得不考虑撤军。需要强调的是，美国的撤军并不必然导致对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
在李德生对出访情况的汇报中，不难察觉毛泽东所关注的焦点并非于此。心中似乎有诸多话语欲与众人分享，李德生便尽量简化汇报内容，迅速完成了报告。
在毛泽东深入话题之后，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坚持的原则是，路线的正确性才是决定性的。数量上的优势，如人员多、武器多，并不能替代正确的路线。只要党的路线正确，便能拥有一切；反之，即便拥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丧失一切。路线就像是总纲，纲举则目张。那么，什么是纲呢？你们懂得捕鱼吗？纲，就是牵引渔网的绳索，而目，则是渔网上排列的每一个网眼，你们所说的目，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我今天要谈的就是这个纲。
为了阐述路线规划的纲领性，毛泽东回顾了党历史上的一系列路线争斗。他指出，我党自成立至今已有五十载，其间经历的路线之争多达十次。起初，由陈独秀发起，在八七会议之后，他与刘仁静、彭述之等人组成81人签署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指责我们为坏人，将红军视为破坏力量，随后他们便加入了托洛茨基派系。继之而来的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等人的路线斗争。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李立三一度气焰嚣张，持续三个月，期间总理尚未归来。他主张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然而，我对李立三所推行的那套做法持反对意见。李立三的败落，则发生在三中全会之际。
毛泽东继续说，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1931年到1934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50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分裂了的。
毛泽东继而论及庐山会议，此议题成为他本次谈话的核心。他指出，去年在庐山召开会议时，采取的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攻击方式，仿佛意图将庐山炸平，甚至让地球停止转动。他们先是进行隐瞒，随后突然发难，五位常委中隐瞒了三人，使得气氛压抑，几乎无法透气。他们以发布简报的方式煽风点火。如此行事，显然有着一定的目的。由此可见，这些人的作风实属低下。至于我的那篇文章（《我的一点意见》——作者注），是在与相关人员交谈并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后，第五天才动笔撰写的。关于天才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理论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我并非否定天才的存在，天才不过是相对聪明一些，但天才并非仅依靠个人或少数人，而是依托于整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天才的产生依赖于群众路线和集体智慧。
毛泽东向众人指出，他曾经对林彪关于“天才”的说法提出过质疑。他提到，在与林彪的交流中，对方曾言及欧洲每隔几百年才出一个天才，而中国则是每隔几千年才出一个，他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同代人，而列宁和斯大林则是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相继出现，这怎能说天才的出现是每隔几百年才有一次呢？他提到，中国历史上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等，这说明天才并非千载难逢。他批评了所谓的“顶峰论”和“一句顶一万句”的观点，认为言辞不能过分夸大，一句就是一句，不可能顶替一万句。他强调，尽管自己多次表示不担任国家主席，但即便六次提及，也如同一句话说了六万次，却依然没有被重视，甚至半句也没有起到作用，这等于是零。
毛泽东在探讨干部队伍时指出，我国大多数干部都是优秀的。对他们的错误行为要予以批评，对他们的成就要给予表扬，但绝不能无原则地吹捧。将二十多岁的人誉为“超天才”并无实际益处。对于犯错误的人，我们应允许他们改正，然而，仅仅是发表声明是轻而易举的，关键在于是否真正付诸实践，改正错误。那些人往往缺乏勇气，处理问题草率。刘建勋同志认为事情持续了一整天半，我则认为持续了三天。为何那股不正常的风气仅仅持续了三天就消散了？他们的理由是什么？这显示出他们的内心空虚。我在庐山期间，陈伯达散布的那些误导了许多人的材料就像一块石头，济南军区那份三破三立的报告同样是一块石头，38军的报告则是一块巨石。后来，还有刘子厚的检讨，军委召开的长会虽未批准陈伯达，但我加了批语，这也是在“抛石头”。
此刻，毛泽东转向李德生，语重心长地说：“记得庐山上他们弄的那份材料吗？你每年都催要三次，每次都问他们‘你们那宝贝东西怎么还不给我？’听听他们会怎么答复。”毛泽东提及的庐山材料，实指林彪等人所编造的所谓“天才”语录。他重提此事，意在再次警示众人，“称天才”乃林彪等人的宗旨，与他们的斗争远未结束。
毛泽东明确指出了黄永胜的错误。他坦言，自进城以来，自己鲜少涉足军队事务，负责军队工作的先后有聂荣臻、彭德怀，继而是林彪，实则贺龙、罗瑞卿掌管较多。在历任参谋总长中，罗瑞卿并不完全听从他的指挥。后来则是杨成武、黄永胜。毛泽东认为，黄永胜的政治素养有待加强，显得有些头脑简单。他在检讨时显得尤为缺乏勇气，胆怯至极。应将心中所思所想毫无保留地与他人分享，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这样才能释然。
毛泽东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所提交的检讨报告的真实性产生了疑问。他们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自我批评，虽承认政治上存在方向与路线的偏差，组织上存在宗派主义问题，但检讨内容中透露出的犹豫不决，令人对其能否真正改正错误心生疑虑。
毛泽东曾言，他解决庐山问题主要采取了“击打顽石、掺入沙粒、撬动墙体”三种策略。他解释道：“若是土壤过于板结，便无法呼吸，唯有掺入沙粒才能畅通。李先念同志曾投身于军队作战，如今加入军委办事组，未来更将从各大军区挑选人才参与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亦需从各军中挑选人才，以破除山头主义的小圈子。华北会议已派遣李德生、纪登奎两位同志前往北京军区，此举可谓撬动墙体。我的策略正是击打顽石、掺入沙粒、撬动墙体。”
毛：陈伯达算不算一条路线？
纪登奎回答说：算！
毛泽东十分慎重地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对林彪心存疑虑，但似乎又认为林彪的言行可能受到了叶群的恶劣影响。
毛泽东批评林彪一伙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强调说：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关于简报的印发，由你们签字即可，无需我亲自签署。”李雪峰回应道：“简报的编印乃遵循详尽记录的原则，签字确认乃常规操作，还请您签字。”就这样，吴德在简报稿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吴。
在听闻毛泽东对6号简报性质的点评之后，吴德即刻进行自我反省，并诚恳地表示：“主席，我在6号简报发布之前，曾签署了相关文件。遗憾的是，6号简报实为反革命简报，我对此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毛主席轻轻挥了挥手，对吴德言道：“这不关你的事，吴德，你自有你的美德。”
此刻，吴忠向毛泽东提问道：主席，是否也可能存在坏人呢？
毛答：对，吴忠忠。
在交谈之际，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北京市在批陈整风运动中的进展，吴德随即进行了简要的陈述。
最终，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着力开展路线教育，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一心，为赢得更加辉煌的胜利而努力。
临近傍晚时分，会面落下帷幕。毛泽东随后单独对李德生布置了一项关键任务：将38军的一个师调往南口，这一举措在当时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自“文革”前期开始，毛泽东便对北京可能发生的政变保持高度警惕。1965年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他曾询问许世友：“若北京发生政变，你将如何应对？”1966年5月，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透露，毛泽东近几个月来特别关注防范反革命政变，并已采取多项措施。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表示，在公布北京市委改组消息时，我们额外部署了两个卫戍师……正因如此，你们方能四处行走。
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毛泽东所指的企图政变者并非林彪，甚至可能存在误判，指向了其他人。然而，此番毛泽东提议增派首都驻军，其针对性尤为明显。可以肯定的是，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及其同伙可能企图发动武装政变的极端情况，已经进行了周密的考量。
自告别毛泽东的专列，李德生与纪登奎即刻驰赴北京军区，与陈先瑞等领导同仁共商大计，决定将38军一师调驻南口。南口地处北京西北郊，毗邻八达岭，北望张家口，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既关乎抵御外敌侵略，亦关乎防范内部动乱。李德生对此未多加深思，却不料次日“九一三”事件爆发。遵照中央指示，李德生即刻下令38军的三个机械化师——坦克第一、第六师与炮兵第六师，共计六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调度。各部队接到命令后，迅速集结，做好了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战备准备。此举显著增强了共和国首都的防御力量，对挫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叛党叛国阴谋，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